意大利作家馬格利斯(Claudio Magris)1939年出生在的裏雅斯特，他在那本著名的《微觀世界》(Microcosmi)中感慨：“帝國雖然不存在了，但這個城市卻還是老樣子，就像聖馬可咖啡館(SanMarco)那樣。

　　“帝國”究竟指的是哪一個?在同一本書裏，馬格利斯又強調：聖馬可咖啡館的標誌是威尼斯飛獅——當年威尼斯公國的象徵。1720年，威尼斯開張了意大利第一家咖啡館。這個港口城市對於源自也門的那種“摩卡咖啡”(Mocha)的做法並不陌生：大量奶油稀釋，輔以肉桂、可可粉。意大利也因此對“重奶重糖”口味的咖啡有着歷史悠久的親和力。直至今日，意大利咖啡師仍擅長把玩各種咖啡與奶的比例和文字遊戲：“Caffemacchiato”是在咖啡中加一點點熱牛奶;“LatteMacchiato”則是在牛奶中加少許咖啡。對於這一傳統，的裏雅斯特的咖啡館當然也不會忽略。喬伊斯剛到巴黎三天，就發生了後世久有傳聞的那段咖啡館佳話：喬伊斯與莎士比亞書店的老闆畢奇在巴黎的“雙偶”咖啡館會面，確定了《尤利西斯》的出版事宜尤利西斯早在19世紀30年代，在的裏雅斯特註冊經營的咖啡館就已經達到百餘家。經營至今的著名老字號咖啡館有：托馬賽奧(Tommaseo)、鏡(Degli Specchi)、的裏雅斯特(Tergeste)、北極星(Stella Polare)和聖馬可(San Marco)。簡·莫里斯(Jan Morris)在她那本有關的裏雅斯特的著名遊記中，描述這些咖啡館直至21世紀都“保持了資產階級情調”。至於當地19世紀末典型的“資產階級情調”，有斯洛文尼亞詩人沙拉門(Tomaz Salamun)的描述：“他們紮實穩健，留着鬍鬚，是執著一生的夢想家和銀行家。”不過，這種描述並不完全適用於聖馬可咖啡館。聖馬可不是的裏雅斯特最古老的咖啡館，但因其特有的文化傳統使它成爲“文人朝拜”的著名景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聖馬可成爲各種持不同政治或文化觀點的人物的聚集處。在《微型世界》中，聖馬可被形容爲“諾亞方舟”。的裏雅斯特城中最古老的咖啡館是始建於哈布斯堡王朝時期的托馬賽奧。它內部裝潢古典雅緻，鄰近歌劇院，名人錄上有馬勒、托斯卡尼尼等數不清的音樂家。即便是在頗爲拮据的時期，喬伊斯也儘量爭取各種聽歌劇的機會，而且自詡擁有一副祖傳的男高音嗓子。喬伊斯對這些留有名人足跡的咖啡館的看法，或許可以參考1906年他寫自羅馬的一封家信：“我不得不去一家希臘餐館，阿米爾、薩克雷、拜倫、易卜生等人都曾是這裏的常客。”信中的“希臘餐館”正是羅馬著名的“希臘人咖啡館”，當年濟慈病重來意大利休養，也沒忘記讓雪萊帶他去瞻仰一番。薩克雷、拜倫暫且不說，易卜生可是喬伊斯多年的偶像，也是他學習丹麥文的最主要動力來源。在同一封信中，喬伊斯隨即抱怨希臘人咖啡館的咖啡價格昂貴，進而提醒在的裏雅斯特的弟弟給他寄報紙。從在的裏雅斯特起，咖啡館一直是喬伊斯最主要的免費報紙來源，喬伊斯經常會在午飯後在咖啡館消磨到晚飯前，即便褲子底部已經被磨薄、必須在夏天裏緊裹外套掩蓋也堅持不懈。喬伊斯在咖啡館裏看報紙、寫信、回應報紙上的外語家教招聘啓事。他曾經在家信中責怪，因爲沒及時得到匯款、沒錢去咖啡館看報紙，他錯失了兩個報酬豐厚的家教。喬伊斯是一個難得的精細人，會在家信中錙銖必較地羅列賬單。這些賬單顯示，通常他在羅馬的下午咖啡花費0.15里拉，的裏雅斯特的消費也可照此做一估算。比照他的妻子與兒子下午咖啡花費的0.55里拉，喬伊斯的咖啡恐怕往往是店中最廉價的“基本款”。喬伊斯的賬單中對於葡萄酒的記述遠多於咖啡，在他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少有的例子之一是這樣一段：“老闆將一杯熱氣騰騰、幾乎漫出來的美其名爲咖啡的高級混合飲料擺在桌上……俗諺說得好：吹毛求疵是不道德的。布盧姆先生尋思，還不如去攪和或試圖攪和那凝在杯底兒的糖疙瘩呢。‘現在喝一口吧。’他把咖啡攪和完了，就試着勸說。在好歹嘗一嘗的勸說下，斯蒂芬攥着沉甸甸的大杯子的柄，從碰灑了一大攤的褐色液體當中舉起了它，並呷了一口那難以下嚥的飲料。”這是《尤利西斯》中布盧姆拉着斯蒂芬去醒酒的一段。《尤利西斯》的故事背景是都柏林，但不少學者認爲布盧姆的形象受到了喬伊斯在的裏雅斯特經歷的影響。就這一層面上看，帶着《尤利西斯》去的裏雅斯特找原汁原味的“喬伊斯咖啡”，倒不妨以此爲參照。談論《尤利西斯》的含意，即便是在專業的學者圈中，至今仍是件舉輕若重的大事件。好在大多數學者都已經認可，書中隱含着某種或積極或消極的漂泊感。喬伊斯晚年說：“的裏雅斯特吞噬了我的肝臟。”沒有人敢輕易揣測，這位把玩文字的大師是在說“的裏雅斯特”這個地名，還是借用了“Trieste”一詞本身暗含的“悲傷”之意。

　　“Caffemacchiato”是在咖啡中加一點點熱牛奶;“LatteMacchiato”則是在牛奶中加少許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