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草命醞釀期的領導人物馬拉、丹東也常在普蔻共商大計。

　　一七八九年，革命志士起義前就在福伊咖啡館(Cafe Foy,一七四九年開張，也是革命志士集會處)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並喝下數杯咖啡振奮士氣，一舉攻陷巴士底獄。法國十九世紀曆史學家儒勒?米什萊爲“咖啡在巴黎大革命扮演的催化劑角色”寫了一首詩：

　　丹東，可畏的丹東，站上演講臺宣揚革命理念前，先喝下幾杯咖啡鼓舞自己，就像戰馬先喫飽糧草再出徵…研究咖啡的植物學家麥凱南(Mckennan)說：“如果向羣衆演說是草命之母，那麼咖啡與咖啡館就是助產士!”米什萊更進一步詮釋：“咖啡、巧克力和茶，連手醞釀光明時代來臨，因爲人類史上首度有這種可提供社交娛樂又不致爛醉如泥的飲料。咖啡啓發革命情操，很多革命人士喝上癮，腦筋更清醒。”

　　法國多產作家伏爾泰是啓蒙運動與《百科全書》編輯中咖啡癮最大的人，幾乎每天到普蔻咖啡館報到，他曾自鳴得意地說：“我每天喝四十杯咖啡，讓自己時時清醒，好好思考如何與暴君和愚蠢抗戰到底……八十年前曾有人勸我少喝咖啡，以免傷身，但我已喝了八十年。”

　　這或是誇大之辭，但咖啡讓大師更長壽更多產，卻是不爭的事實。伏爾泰喝咖啡喜歡加入巧克力一起下肚，不知不覺就灌下數十杯咖啡。他最膾炙人口、影響最深遠的諷刺小說《老實人》，文筆洗練、偏執，這正是因爲有咖啡助燃與催化，所以才文如泉湧，筆鋒無堅不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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