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7日，一個悶熱的多雲天。北京胡同一家綜合的小展館裏，聚集了16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那天人很多，咖啡廳坐不下，我們搬了板凳在一樓大廳圍成一圈”。

他們的面前放着紅茶和咖啡。整個下午，他們討論着如何直面死亡、練習死亡、如何才能從容赴死。這是黃子逸在北京主辦的最後一次死亡茶社，雖然談的是死亡，但氣氛卻輕鬆愉快。

“你是希望被預先告知死亡的時間可以做好準備，還是希望突然死去？”

“如何很好地告別？”

“你贊成安樂死嗎？”

……

這個名爲Death Café（死亡咖啡館）的活動起源於瑞士社會學家伯納德·克瑞塔茲的概念，2011年，英國人喬恩·安德伍德把它變成現實。Death Café提供了一個交流和碰撞的平臺，人們可以和陌生人一起，一邊喝咖啡，喫蛋糕，一邊聊聊在很多人看來忌諱的話題——死亡。

Death Café現已在世界各地舉辦了3000多次聚會，演變成一個社會加盟活動，在任何城市或社區，人們都可以按照喬恩·安德伍德在網站所提供的信息舉辦自己的Death Café。在某些地方，這一形式也被稱作Open Death Conversation（公開死亡對話）。

到了中國，Death Café被更名爲“死亡茶社”。兩年前，27歲的姑娘黃子逸將它帶到了中國，至今已舉辦了16場。死亡茶社中的所有話題圍繞着死亡，沒有固定主題，參與者可隨意討論發言。“我們在接下來的一到兩個小時是‘共同體’，要一起來完成一次美好的交流”，這是子逸對茶社的期許，她希望死亡這一話題能成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個真正可以在鳥語花香的地方，喝着茶，喫着點心聊的話題”。

未知死，焉知生。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公開討論死亡，進行關於死亡的自我教育。通過死亡茶社中的對話和傾聽，有人依然疑惑，有人對死亡脫敏，也有人達到同自我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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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舉行的一次死亡茶社活動

子逸第一次感知到死亡這件事情是2歲的時候。在外婆的葬禮上，她被父母抱在手裏，看着外婆的棺材，身邊一片啜泣。

其實，和死亡的關係早就存在於她的名字裏。“在我出生兩年前，母親懷過一個男孩。死胎，可能是醫院的疏忽”。後來父母這樣向她解釋她的名字：子，代表兒子，逸，是飄逸上天。她從小就就這樣介紹自己，兒時，還會祝福天上的哥哥。直到10歲，她去柏林同母親一起生活，才慢慢停止這樣介紹自己。同一年，她真正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會死這件事，嚇得在姨媽的懷裏哭。她和父母聊死亡，但並沒有得到答案。

慢慢地，她對死亡的思考取代了單純的恐懼，“雖然說會怕，但我相信世間所有的一切都是一體。對自己此刻處境的判斷和對世界文明的認知，可以從有自我意識的感官吸收並消化，也可以透過任何一雙五百年前或五百年後的眼睛發生”。

她對靈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閱讀書籍、上網查資料，想要透過他人的眼睛去弄懂死亡和生命。可是困惑還是不期而至。

2014年年初，子逸好友的弟弟去世。面對朋友的傷痛，她感到無助。在這之前，她曾與一位中學時的朋友聊起了毒品，讀了那些毒品功效的分析後，她開始質疑靈魂的存在。“之前一直相信有靈魂這個東西，它會是我畢生努力的精華。後來仔細想想，好像我們的個性，記憶等等，都是來自身體內‘隨機’的化學物組配。”

子逸有些迷茫，“很想跟人聊聊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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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逸介紹死亡茶室

兩年前，子逸從電視報道中獲知倫敦有人辦死亡茶社，在這之後她決定辦起自己的茶社。

初次嘗試，地點選在家樓下的咖啡廳，圍着一張小木桌，天氣和暖。“只有三個人蔘加，包括我”，其中一個是子逸在街頭認識的挪威音樂家，還有一個是她當時的男友，一名電視製作人。

在柏林，死亡茶社開展了7次，參與者來自各行各業，人數逐漸增多。

活動由子逸主持，從自我介紹開始，每個人都有講述自己故事的時間，隨後是自由討論環節。整個過程中，子逸也需要調整氣氛和節奏，“有時候聊的故事會比較勁爆，特別殘酷，或特別悲傷。這個時候我一般都會安靜地把故事聽完，問一些細節或相關的問題，最好有一些小小的跑題，開一點小玩笑。希望能緩解氣氛，或讓講述者把注意力移到其它話題上”。

很多故事，在來到死亡茶社之前，是無法想象的。那些奇怪甚至荒誕的東西，真實地存在於某個人生命的角落，如同潛藏的暗流一般，只有在這個短暫相聚的時刻，才匯入海洋。

“一個女生說自己的家鄉有個很厲害的算命阿姨，村裏很多人的臨終時間都被她說中了。她的媽媽也去了。這兩年臨近那個算命阿姨說的時間，她每天都活在對媽媽的擔心與媽媽還健康的感恩中，每天跟媽媽見面都要拼命地撒嬌。”

“一位自己彈吉他、寫歌的年輕藝術家，他有一個女室友，二十幾歲，很可愛，但是一直鬱鬱寡歡。藝術家出於安慰室友的目的，寫了一首關於自殺的歌與她分享，結果第二天她就自殺了。屍體被發現的時候，卡帶裏還放着那首歌。”

提到這個故事，子逸有些沉重。“有時候，你會覺得好難過，怎麼連這樣的事情都有。”

但死亡茶社不是提供治療的場所。之前曾有一位女生聊起自己的母親過世，講述很多細節，過度傷感，沒人忍心打斷她。這一類情況讓子逸有些困擾，“我不是專業的諮詢師、心理醫師，雖然辦了這麼多活動，累積了一定的經驗，但我更希望陷入巨大心理困境的朋友去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子逸心中，死亡茶社參與者應該更像一個過客。死亡茶社絕非探索死亡的終點，而是這條道路的開始，或者一個站牌。“是敞開的，邀請性的。你只需要靜下來，給自己和他人一點時間去思考和探討關於死亡的種種。但最後，你還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裏，進行更深層的探索，在專業力量的幫助下或由你獨自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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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茶社LOGO

子逸將來到北京稱爲“東遊記”。大學畢業後，她想出去走走，聽了唐朝、黑豹和鮑家街43號，對北京充滿遐想和期待。她喜歡北京和柏林一樣的寬敞，“很多元，不拘小節”。在柏林成長了這麼多年，她想看看中國變成什麼樣子，想看看自己到底是哪國人。

在北京，她被稱爲將死亡茶社帶到中國的第一人。好奇的人很多，第一次北京的茶社就來了12個人，而活動的真正進行卻沒那麼容易。“在北京做活動的時候，很多人的自我介紹開場白是‘我想聽聽大家是怎麼說的’，我就想，天啊，不是講座，我是要給你們一些啓發。”

子逸爲此準備了資料袋，裏面有她篩選的文章，一些專業機構的介紹，還有雜誌、哲學書目等。爲了確保活動的質量，子逸有幾個準則：堅決不錄音；不爲“收集”刺激或特別的故事而辦活動；在明亮寬暢的地方舉辦；把自己調整到一個良好的狀態，讓參與者可以打開話匣子，同時她想“堅持辦活動，提高自己，變得更專業”。

這個活動純屬公益，而子逸享受着整個過程。“每次活動的宣傳海報也是我自己設計的，樂在其中”。她要求自己去充實專業知識，讓討論在必要的時候能有深度，還會學習一些主持談話的技術。雖然在北京的活動和柏林有些不同，但子逸將每一場都視作“獨一無二”。

參與者的反饋成爲她堅持的動力，他們評價死亡茶社“很有意義、很需要”。另一層動力在於能聽到不同的聲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傷痛，自己的勇敢。相互啓發，相互解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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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後一次死亡茶社活動

2016年7月17日的那場夏日聚會，是子逸在北京的最後一次死亡茶社，也是她的送別會。

那天來的人很多，有父親身患癌症的藝術家，有對活動感到好奇的20歲大學生，還有有過瀕死經驗的老師和服裝設計師，以及歷經親人逝去從此惶於親友死亡、希望藉此解開心結的編輯。

那次活動，很多人都記得聊到了“從容”：好好地活着，意味着時時刻刻都能從容地走。死亡茶社在北京辦到第16次，子逸覺得她自己也得“從容”了。

這段經歷讓她成長，學會堅持，也見證和記錄了她在北京的生活，有過落魄和煎熬的時日，“但還是洗了把臉，來辦了活動”。

這麼多期活動後，再談到“死亡茶社”四個字，子逸說她更看重“茶社”二字，而“死亡”其實是私人的那一部分。

回到柏林後，子逸繼續組織着死亡茶社。她說：“人和人總是在無意和有意地感染着，互相影響着，這很奇妙。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會不由選擇地留下痕跡。在別人心裏留下的痕跡，讓我們活在彼此的生命裏。這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永生吧。”

文/黃霽潔

插畫/央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