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者權益”這個詞現在已經深入人心了，尤其在僞劣產品盛行的當代中國。相比之下，“消費者責任”這個詞卻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費者責任”?消費者的責任不就是交錢嗎?大多數人也許會這麼說。

在美國，有一批人卻不這麼看。在他們看來，消費者的消費行爲，不但是一種經濟行爲，而且是一種政治社會行爲。當你明知某些產品(服務)來自於血汗工廠或者它們的生產過程嚴重破壞環境、殘害動物、有悖倫理時仍然去購買它，那麼你就是“不負責任的消費者”。

問題是，在一個生產和消費已經被割裂的經濟體系裏，我們怎麼知道哪些產品是“清白”的呢?就算我們知道，又爲什麼要在乎這些產品中的“政治社會內涵”呢?

我想說說今天坐地鐵時看到的一個廣告。

坐在波士頓的地鐵裏，我對面貼着一個大廣告，一杯濃濃的咖啡上倒映着一個拉美農民的笑臉，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從農民開始)。旁邊是公司名稱：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稱下面是一個詞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來)。

Fairly traded 這個詞在這裏並不是一個泛泛的自誇，而是一個專門術語。這個術語的含義，得從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運動”(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說起。

衆所周知，美國人愛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國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產國不是美國，而是哥倫比亞、哥斯達尼加、墨西哥、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我們在星巴克買一杯“latte” 要三四塊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場價格，再刨去中間商的利潤，拉美農民賣一磅咖啡豆纔拿到40美分左右。由於這個價格，許多咖啡農一年下來才600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運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由美國一些勞工NGO和“有責任心的消費者”共同推動。由於他們的努力，美國從1990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證書”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加入這個體系的咖啡進口商必須以1.26美元一磅的價格，繞過中間商，直接從咖啡農合作社手中購買咖啡。與此同時，一個叫TransFair USA的獨立公證機構，給該進口公司頒發公平交易證書。1.26美元一磅的價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農收入明顯提高，擺脫了極端貧困。對於咖啡進口商來說，它花遠遠高於市場價的價錢收購咖啡，有什麼好處呢?可以說，幾乎沒有。除了像“ Equal Exchange”那樣，在他們的廣告裏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來)。

然而，與經濟學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義在人們的經濟行爲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費責任感”的消費者寧願花稍高的價格購買“清白”的產品，而不願花稍低的價格買“骯髒”的產品，而對商家來說，一部分經濟損失所換取的道義形象最終可能帶來更多的經濟收益。這也是爲什麼“咖啡公平交易運動”能夠成長迅速。

許多其他的咖啡進口商，也紛紛大量購買“公平咖啡”。從1999年“公平交易證書制度”在美國開始實行到2005年，已經有七千四百萬噸咖啡在這個體系下完成交易，窮國的農民由此受益的總額爲六千萬美元。與此同時，公平交易證書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級產品擴展。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裏，“公平交易” (fair trade)越來越成爲一種與“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對應的一種制衡性市場力量。

“消費者行動主義”(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種全新的事物。用集體購買力來表達政治意見、改善社會狀況，有源遠流長的傳統。早在南北戰爭以前，就有一些廢奴活動家組織”自由產品商店“，只賣自由民生產的產品。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爲了反對日本侵華，美國就已經有了抵制日貨運動。現在，在這個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時代，許多美國消費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種咖啡人”，是對這種“消費者行動主義”傳統的延續。實際上，“咖啡公平交易”運動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運動中的一支，與之呼應的，還有“反對服裝製品血汗工廠”運動等等。其中有一些運動，針對的恰恰是保護中國東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廠裏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許多人觀察美國社會時，容易強調其霸權主義、商業主義的一面，卻不大重視這個國家源遠流長的“理想主義”政治文化傳統。完全社會自發的、爲萬里之外的拉美農民而鬥爭的公平交易運動正是這個理想主義傳統的一個小小注釋。當然，理想主義要真正成爲一種社會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會基礎的，比如NGO的高度發達，比如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

不過，對這些運動的效果不能過高估計。畢竟，商家也好，消費者也好，主要是“經濟人”——他們可以爲“公平咖啡”付稍高的價格，但是不可能高到“虧本”或者“無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來說，“公平咖啡”仍然只佔其咖啡總購買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價格差大多轉嫁給了消費者。如果讓完全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來判斷，他甚至可以批評說，“公平交易證書”體制實際上是擾亂了市場經濟中的價格信號，從而破壞了資源配置的最優化。

但是，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不可能因爲價格信號而一夜完成，傳統的經濟模式、社會結構、環境資源稟賦、政治條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頑強地抵制價格信號，這就決定了經濟的轉型會是一個漫長、痛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給相對脆弱的初級產品生產者適當的道義幫助，雖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經濟行爲，卻可能是最“道義”的社會行爲。畢竟，在一個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個哥倫比亞農民生產的、你開發的軟件用戶可能是一個英國學者、他生產的牛仔褲將要被一個烏克蘭大學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裏，人與人之間的道義聯繫也應當與經濟聯繫的強化相適應。

每次在中國聽見熟人朋友說“中國什麼都便宜”，“僱一個保姆才××錢”，“按摩一個小時才××錢”，“買一斤蔬菜才××錢”，我都不知道該高興還是難過。從消費者“利益”的角度來說，當然很高興。但是從“消費者責任”的角度來說，我又深感不安。有時候，我會感到奇怪，當愛國憤青們對“購買日貨就是支持日本軍國主義”這種似是而非的邏輯而熱血沸騰時，爲什麼這個國家裏沒有更多的消費者，對更顯然的“消費責任”，比如抵制本國的血汗工廠，抵制某些企業對環境的嚴重破壞，呼籲改善那些給我們蓋房子修馬路的民工的生存條件，表現出同樣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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