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一鳴，中國作協會員，省市作協理事，著有長篇及中短篇小說選九本，曾獲人民文學獎、紫金山文學獎等多種獎項，現任教於南京外校。

　　文 餘一鳴

　　二十多年前，我在鄉下教書，上海的堂兄要來做客。那時交通不像現在方便，出一趟遠門不容易。堂兄是來自大上海的親戚，稀客。我父母少不了要買魚買肉，現在飯桌上有魚有肉不稀罕，但那時要逢年過節纔多見。當然，那時的魚是魚，肉就是肉。用過餐，堂兄說最好來杯咖啡。咖啡?當時實在是出了個難題，鄉下很多人見都沒見過，我也只是在書上讀到過這個名詞。書上說，巴爾扎克寫作時是要喝咖啡的，那時我不知道巴爾扎克其實活着時也是一個窮鬼，是一個被債主追債慌不擇路逃進文學的人。二十多年前文學還罩着神聖高貴的光環，我那時的心目中，巴爾扎克神聖，咖啡於是跟着高貴。

　　縣城距我任教的學校有十幾裏土路，我騎自行車到百貨公司一打聽，有，有咖啡還有咖啡的伴侶，捆綁着一起賣，買老公必須連老婆也捎上。我咬咬牙掏出半個月的工資買下一盒。堂兄走後，我迫不及待地照他的樣子炮製了一杯，又苦又膩，喝下去簡直是受罪。我明白了，高貴的背後是苦澀，從此對大上海的資產階級裝逼方式不以爲然。

　　後來我進了城，同事中有老外，還有出國後被西方生活方式“速溶”了的僞老外，他們都喜歡喝咖啡，辦公室裏經常異香撲鼻，我堅守我的清茶，嗤之不以鼻，怕一不小心汲了那香味。六七年前帶學生遊學歐洲，當時列強的賓館不備開水，我身背一把電熱水壺，行李箱中裝一大包茶葉，將祖國綠茶的清香一路發揚光大。但沒想到的事還是發生了，去年在多倫多小住，每天走路去唐人街買菜，來回兩個多小時，免不了要尋小便去處。多倫多街頭最多的是星巴克咖啡店，於我的好處是可以免費上廁所。但咱中國人臉皮薄，次數多了也不好意思，畢竟世界人民都知道咱中國人不差錢了，於是也裝模作樣點一杯咖啡。等到有一天發現，去星巴克是爲了那杯咖啡，已經來不及了。

　　有茶當然好，沒有茶有咖啡其實也好。

　　十多年前，就有發了財的朋友邀我打高爾夫球，我一聽說辦張卡就是我一年的工資，覺得那不是運動是炫富，婉謝。年過半百，身體裏這高那高了，上下班不依靠車輪靠兩條腿走了。有一個週末被朋友鼓動去打了一回，18洞打下來，不坐場地車的話，計步器的數字相當於走了大半圈玄武湖。忽然覺得那綠地是真綠，那沙池裏的白沙子真白。明白了這運動的主題是燒錢，也是保命，喜歡上了。

　　於是在時間和錢包都有餘時，我也不反對去附庸風雅一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壇盛行西方文學，割韭菜似的冒出一茬又一茬拉大旗作虎皮的作家，讓人眼饞。我也想趕時尚，硬啃那些現代派經典，寫過幾個不牛不馬的中短篇小說。但畢竟我是站在鄉下角落裏，個頭又不高，踮着腳尖也搶不到風頭。沮喪之餘，一邊繼續寫作，一邊憤怒地詛咒：文學你這個浪蕩子，你遊蕩夠了，總有一天還會回到現實主義的老巢。多年以後，文學終於迴歸現實主義文風，但寫着寫着，我常常發現，那些年跟風的閱讀和寫作，其實是不能省略的彎路，它們給我當下的現實主義文風增添了新的風情。

　　我想說的是，活過五十歲才明白，對這世界的事物我們不要匆匆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