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產業既是動力又是枷鎖

　　咖啡產業在近代巴西經濟結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爲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提供了變革的原動力。

　　第一，獨立後咖啡經濟創造的大量出口外匯爲巴西早期工業化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保障。1889—1919年，巴西工業企業從626家增至13566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巴西工業產量增加一倍，1923年增加兩倍。此外，巴西工業門類已經突破輕工業範圍，冶金、化學與製藥工業部門都佔有一定比重。這種工業發展狀況爲此後巴西進行工業化提供了基礎。

　　第二，因咖啡經濟的帶動而建立起來的基礎設施爲巴西早期工業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1852年，巴西政府頒佈了鼓勵鐵路建設的法律。隨後，巴西掀起修建鐵路的熱潮，形成以聖保羅城爲中心的鐵路網，溝通了里約熱內盧城、桑托斯港和坎皮納斯等重要港口和咖啡產區。1920年，巴西鐵路運營里程已達2.7萬公里。至1915年，共建成104座發電站。交通運輸業和電力在此後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先行作用。

　　第三，咖啡產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外來移民，不僅成就了咖啡等出口經濟的繁榮，而且推進了巴西的城市化進程。咖啡產業帶附近相繼出現一批城市，並逐漸成爲巴西重要的工業基地，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聖保羅州，從1890年的138萬人增至1920年的459萬人，首府聖保羅市成爲巴西東南部地區的金融中心、管理中心和進口工業品集散地。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過熱的咖啡產業也給巴西的經濟和政治生活帶來了諸多弊端。

　　首先，儘管咖啡種植業帶動了周邊地區許多產業的發展，但是這種影響更多的是垂直式的，而非水平式的。凡是與咖啡出口經濟相關的城市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和出口加工業等都得到快速發展，反之則並無明顯變化。

　　其次，巴西工業佈局深受咖啡產業的影響，曾經的咖啡種植中心仍是巴西的工業核心地帶。1907年，盛產咖啡的聖保羅州和聯邦區的工業產值佔巴西工業總產值的49%，1920年升至52%。這種高度集中的工業佈局很不合理，造成了巴西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

　　再次，咖啡經濟導致巴西形成“咖啡寡頭”政治。擁有鉅額財富的咖啡種植園主通過操控大選，與政界結盟，掌控了全國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大權。例如，1894—1930年，巴西總統全部來自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米納斯吉拉斯州這一“咖啡三角區”。

　　最後，過度依賴出口咖啡的單一產品制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加深了巴西經濟的依附性和脆弱性。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大危機沉重打擊了巴西咖啡經濟，繼而引發國內反對“咖啡寡頭”政治的運動。1930年瓦加斯通過政變上臺執政後，實施民族主義經濟政策，開啓了進口替代工業化歷程。50年代中期，巴西的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工業體系初具規模。但是，由於沒有剷除傳統農業的大地產製，農村舊的政治、經濟結構變化非常有限，工業發展缺乏內部需求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