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作爲“茶馬古道”上重要的驛站與普洱茶的重要產地之一，雲南省思茅市改名爲普洱市，好讓人們顧名思義。但按照這個邏輯，在不久的將來，大家很可能就要叫它做咖啡市了。

 

和雲南很多地方一樣，普洱給人最初的印象是那些無處不在的高山。車子穿行其中，乏善可陳的風景總是讓旅客疲憊，容易昏昏入睡。不過，對另一部分人而言，普洱的高山是他們某種興奮的開始，在思茅街頭遇見梁偉雄時，他說自己已經在普洱的山裏待了差不多一個星期。這個在廣州友誼商店開精品咖啡店的年輕人，正在這裏尋找可以媲美國外咖啡的品種，他說這裏的確有不少好豆子，或許可以考慮帶回廣州去賣。

 

《經濟學人》在今年1月份報道普洱的時候說，今後這兒可能會有“一個城鎮叫星巴克”，緣由是，當地頗具知名度的愛伲集團所生產的咖啡，大部分都被星巴克收購了。這篇報道出爐後不久，愛伲集團和星巴克在普洱合資成立一家公司。2月中旬，距離合資公司的成立已有一個星期，但愛伲集團董事長劉明輝依舊興奮，“我在咖啡行業幹了26年，就是爲了等這一天，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對他而言，和星巴克的合作，頗有“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意味。簽約之後，他在網上搜索消息，“有3000多萬條消息跟這個相關”。他相信，隨着和星巴克的簽約，愛伲和普洱現在都進入全球視野了。

 

普洱咖啡前傳

 

時間退回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咖啡在普洱是一個奇怪的存在――這種由傳教士引進的作物根本無人問津。劉明輝是普洱景東縣人，他回憶，“房前屋後都是咖啡，但大家都不懂得有什麼用，只有小孩子把它拿來當作水果喫”。直到1982年，他考上海南的華南熱帶農業大學，“學習熱帶農作物的種植，這才知道家裏的咖啡是可以拿來喝的”。當時，在整個雲南的情況都是如此，“根本沒有幾個人知道咖啡的價值，保山等地有幾個國營的咖啡農場，但那些都是生產出來供應內部人的”。

 

1986年，劉明輝大學畢業，被分配到雲南的農墾總局，恰巧碰上了咖啡商業化種植的第一波――當時普洱和雲南的其他山區都很窮，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爲了扶貧，在雲南所有適合種植的地方推廣咖啡。一大批極爲優秀的國外農藝專家、杯品專家來到雲南，巡迴各地爲農民和農場提供技術指導――從這時候起，很多人才明白咖啡可以拿來賣錢。差不多相同時間，雀巢也在普洱開展咖啡項目。這家位列世界500強的公司，並沒有表現出強勢的商業地位，倒像是一個咖啡佈道者的角色，從種子引進、土地選擇等開始啓蒙普洱當地的咖啡的種植。

 

1993年，UNDP的項目結束，劉明輝的一大幫同事都去了雀巢農藝部工作。按照劉明輝的說法，經過UNDP和雀巢的啓蒙，普洱已經出現了“規模化”的咖啡種植。不過，此時在普洱佔據主導地位的咖啡種植者並不是農戶，而是那些國有咖啡廠 。

 

雀巢此時面對的情況也是一樣的，雀巢在普洱的負責人鄔特回憶那時的情況，“雀巢在雲南很多地方都有收購站，但辦公室是在昆明，離那些農戶是比較遠的。我們每一年跑咖啡基地非常多，給他們提供技術服務”。雀巢此時的培訓方式也和後來不一樣，“那時是很大型的培訓模式，主要是把那些人拉到城裏來，集中進行技術輔導”。之後很長時間，雀巢採取的都是這種模式。相應地，雀巢在當地收購的咖啡大部分來自那些國有大廠。

 

這種模式到了2000年左右忽然發生了變化，原因在於國有咖啡企業不滿足於爲雀巢提供原料――此時距離普洱咖啡的商業化種植已經有十多年時間，很多國有咖啡企業開始希望打造自己的品牌，而不僅僅是一個原料供應商，他們不怎麼願意給雀巢供貨了。這對雀巢提出了挑戰――它必須尋找到新的咖啡原料者，這種轉變之下，雀巢把目光瞄向了人數衆多卻相當分散的小農。2001年左右，雀巢把位於昆明的辦公室遷移到普洱，同時，收購業務也集中到普洱，這種改變，按照鄔特的話來說，是希望“離農民更近”。

 

雀巢的模式在普洱並不是主流，當時更爲普及的是基地模式――劉明輝便是採取這種模式。1995年，劉明輝開始自己做咖啡生意時，只是一個貿易商――在美國註冊了公司，把雲南的咖啡賣到美國和加拿大。1998年之後，他纔開始直接介入咖啡種植行業，這一年他在西雙版納和普洱交界處租了9400畝地，開始以“農戶+公司”的基地模式運營，“把土地租過來，教農民種植、採摘、加工，再把土地承包給農民，讓他們按照公司的要求來做。在這個過程中，質量就穩定了”。

 

國有、外資和私營企業都在努力拓展自己在普洱的勢力範圍，此時，很難說各種模式的優劣，但咖啡比其他農作物更賺錢的特點，卻得到了大家的公認。從90年代末期開始，普洱咖啡種植面積開始大規模拓展。2010年，普洱咖啡種植面積達到27萬畝左右，到了2011年，這個數字變成了44萬――相當於全國咖啡種植面積的一半。

 

對普洱政府而言，咖啡此時成了一張最拿得出的名片。一直以茶葉聞名的普洱，新目標也變成了“中國咖啡之都”。

 

咖啡如何成爲全民產業

 

從咖啡收購數量來看，雀巢在普洱當地是最大的玩家，2011年，雀巢在普洱收購了8000噸咖啡豆，相當於普洱咖啡年產量的1/3。以數據而論，雀巢在2001年之後收購模式的轉變，無疑取得了成功。在這背後，普洱也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咖啡收購鏈條。

 

在鏈條中，一頭是雀巢這樣的收購商，一頭是分散的咖啡種植戶。2001年之後，前者大規模“下鄉”了，鄔特的助手羅珏成說：“從那時候起，雀巢的農藝師都提着電腦、開着車下鄉服務去了。”

 

雀巢和種植戶之間地最重要的聯繫是咖啡價格。和其他地方屢屢出現的“穀賤傷農”、“菜賤傷農”相比，普洱的咖啡價格很少出現讓農戶不滿意的情況。普洱咖啡的價格，很大程度上和收購價格相關――雀巢以紐約期貨交易所的咖啡價格爲依據，制定了在普洱的收購價格。在普洱，雀巢每週公佈兩次價格，星期一到星期三一次，接下來的兩天又是一次。雲南省咖啡行業協會副會長董志華對記者說：“和其他作物相比，咖啡的價格是比較透明的。”

 

這幾年咖啡行業的飆升行情，激發了農戶的熱情，董志華說：“咖啡最近幾年的價格是35年漲得比較高的幾年，去年達到了40元每公斤，今年回落了差不多10塊錢每公斤。”這個價格意味着什麼？以畝產150―200公斤咖啡豆來算，農民可以在一畝地上收入4500―6000元。而以往，按照普洱咖啡產業發展辦公室副主任劉標的說法，“一畝玉米地只能收入600元”。

 

2月14日，記者準備去探訪雀巢收購點的時候，有種植戶告訴記者：“今天價格是27塊多一些，大家還都等價格漲上去呢，應該沒有什麼人在那裏”，聯繫雀巢，果然如此。不過到了第二天，情況有了改變。早上九點多到位於思茅國家糧食儲備庫的收購點時，已經有不少大卡車停在邊上，工人正卸貨到倉庫，技術人員則拿着專有的工具從袋子裏抽取咖啡，做檢測樣品的準備。

 

羅珏成說：“去年這個時候是高峯期，人非常多，排着隊在這裏面交貨。今年來得晚一些，主要是大家都在觀望。去年的價格衝到40元/公斤，今年大家不着急賣，都是賣一些，然後再等等看。但是前天晚上、特別是昨天晚上，跌得特別厲害，種植戶就不再等了。”董志華說：“雲南所有的咖啡種植戶都知道上網去查交易所的價格是多少。文化不高的人，也要把這個網頁找來，放在收藏夾裏，每天打開來看。”

 

就咖啡種植戶而言，這種價格機制保證了他們在市場當中更爲靈活，而雀巢多年的技術服務，也使得這些小農種植的咖啡，在質量上能夠達到標準――雀巢對標準之上的咖啡，還會有所獎勵。對雙方而言，這種機制都是有利的。從2004年開始，雀巢從農民手裏收購的咖啡越來越多，鄔特告訴記者：“農民願意把咖啡賣給我們，現在75%的供應商都來自擁有50畝土地以下的小農。”愛伲集團在普洱當地的一位人士則告訴我，愛伲自己基地的咖啡僅佔全部產量的兩成。至此，讓農民受益的小農模式在普洱咖啡種植業中完全佔據了主流――這意味着咖啡不再是幾家工廠的產業，而已經成爲了普洱的全民產業。

 

三年後的機會

 

除了雀巢，普洱當地還有什麼知名的咖啡品牌？把這個問題拋出來，沒有幾個人能回答得了。以小農種植咖啡爲跨國企業提供原料的模式，固然能令咖啡種植面積擴大，也讓小農受益，但政府和其他企業的野心顯然不限於此。董志華說：“90年代開始，逐漸有幾個公司在做品牌，但他們也主要是賣到國外，八成到九成都是出口，都是以生咖啡的形式出口，都是初級產品。”

 

某種程度，可以把普洱的咖啡種植業和珠三角的工廠相比，它們都在遵循代工―發展壯大―建立自主品牌的路徑，但普洱的特別之處在於，國內並沒有多少地方可以與之競爭，且普洱咖啡基本上處於“生產多少就賣出多少”的狀態，咖農和那些以代工爲生的企業，只要在數量上下工夫，基本上生存無虞。做品牌的話，反倒壓力更大，“中國人不怎麼喝咖啡，到外國做品牌，別人又不認同” 。

 

在這種背景下，劉明輝的愛伲集團與星巴克的合資，被普洱乃至雲南官方賦予的意義超過了人們的想象。一個佐證是，去年11月，愛伲集團和星巴克在美國鹽湖城籤合作備忘錄時，雲南省領導就在一旁。

 

和其他咖啡企業相比，愛伲的經營模式並沒有本質區別，愛伲的產品也是以出口爲主。但是其在管理上更加精細，對生產要求也更高。這種精品化的路線，是其異於其他咖啡企業的特點。2003年是愛伲的轉折點，這一年愛伲獲得了德國咖啡廠商契伯的訂單。之後，它一直走得很順，2008年，愛伲和星巴克開始了合作。

 

和知名企業合作的模式，在商業上很成功，劉明輝說：“星巴克的要求很高，但給的錢也多”，在合作了幾年之後，愛伲和星巴克之間的交易迅速增長，“當初供應它們只有幾櫃的量，現在是那時候的幾十倍”。這種合作爲它們後來建立合資公司打下了基礎。但它不可避免帶來一些奇怪的問題：愛伲在國外有不錯的口碑，但在國內的消費市場上幾乎無人知曉。2月6日和星巴克宣佈簽約的記者會上，有記者直接問劉明輝，“愛伲集團是幹什麼的？”

 

可以把愛伲當成一個普洱咖啡行業的特殊樣本――以好的產品贏得知名外國合作企業的訂單，然後與其在國內合作，獲得新的機會。在愛伲和星巴克的計劃中，這個項目將“實現年產3000噸焙炒咖啡豆、5000噸焙炒咖啡粉、2萬噸罐裝咖啡飲料的生產規模”，這個在2015年實現的計劃，目前看起來有點遙遠。但星巴克所能提供的優勢已經顯現出來，在劉明輝的電腦上，有一份星巴克提供的英文技術規範文件，裏面涉及的內容從微觀的土壤選擇、種子挑選延伸到商業倫理等，不一而足。

 

在劉明輝看來，星巴克的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與愛伲的本地資源優勢結合，能讓普洱咖啡得以真正的深加工，另一方面則會讓“普洱咖啡的名聲越來越大”――這也是他所謂的“最大的夢想”。

 

咖啡是生意，茶是生活

 

思茅的街頭有茶葉市場，卻沒有咖啡市場；有好的茶館，卻沒有幾家好的咖啡館。咖啡產業的確是發展起來了，但對普洱人來說，咖啡是生意，茶纔是生活。普洱人身上那種“茶”的氣質很濃：閒散、愛玩。至於工作，則沒那麼重要。在普洱開精品咖啡館的北方人金繼輝感觸頗深：店裏裝修時，本地的裝修工人都要午睡。下午兩點做事，五點鐘就回家喫飯。以前他不理解，但現在自己也過上了這樣的生活。

 

普洱人當然喝茶，但做生意則是另外一回事。前幾年，普洱茶價格的大起大落，讓農戶開始偏向咖啡。普洱市咖啡產業發展辦公室副主任劉標認爲，“普洱茶炒作主要是終端市場上的事，和生產者沒什麼關係”，但種植者的信心還是不可避免地被打擊。商業層面上，普洱茶和咖啡的區別正如董志華所言，“普洱茶產量少，容易被炒作。咖啡是全球性作物，幾個人搞不起來”。

 

咖啡相比茶，利潤優勢也很明顯。劉標通過調研全市咖啡和茶的平均產值得出的結果是，“咖啡比茶差不多高出一倍”。利潤之下，農戶自有選擇――雖然劉標認爲“茶葉仍然是賺錢的東西，老百姓不會砍掉”，但還是有報紙報道“老百姓砍茶樹種咖啡”。

 

政府層面的態度也很清楚。在去普洱之前，有種說法是“書記管茶，市長管咖啡”，但在普洱看到的情形是，咖啡纔是產業發展中當仁不讓的主角。劉標這樣給我解釋茶和咖啡的地位：“政府的考慮是讓茶產業穩步發展，固定現在的面積，不鼓勵再新建茶園了，更多工作是在茶園上提質增效。咖啡現在則是快速發展，快速提升。”劉標不止一次對記者感慨，“咖啡真是最好的作物”。

 

對普洱百姓來說，咖啡是賺錢的機會；對普洱政府而言，咖啡是產業升級的最佳選擇，對於這座城市，咖啡則是它們打開全球化大門的一把鑰匙――當普洱茶只是在華人圈子裏流行的時候，咖啡已經讓這座城市在全世界有了影響力。當地人津津樂道的一則消息是，星巴克總裁霍華德舒爾茨乘坐自己的私人飛機來到這座城市，來洽談咖啡合作。

 

普洱做好迎接全球化的準備了嗎？從房價而言，似乎已經有這樣的趨勢。金繼輝五年前來到這兒的時候，房子的均價大概是1000多元，“現在均價則是3000多元，地段好的地方則達到5000多元”。從硬件設施來說，道路和新區的建設都足以讓人耳目一新，但軟件上，這城市顯然還沒有做好準備，在這裏打車，只要稍遠的地方，出租車司機都是不打表的。

 

這座城市也沒打算成爲文化意義上的“咖啡城市”――當普洱希望成爲產業上的“中國咖啡之都”之時，種植戶和政府官員更多在文化層面還是認同茶，而不是咖啡。在思茅城區，看不到多少跟咖啡相關的公共設施，“茶城大道”、“茶城公交”倒是隨處可見。需要讓咖啡文化浸潤到這座城市嗎？董志華的觀點是，咖啡產業如果要發展起來，那麼咖農應當要學會喝咖啡，他舉出的一個例子是，“哥倫比亞咖啡生產者做了一個事情比較好――讓所有的種植戶都會喝咖啡，也教會他們知道什麼是好咖啡，因爲只有知道什麼是好的，他們才能自覺地種出好咖啡來”。金繼輝也認同這樣的觀點，他說：“難道外國客人來跟你談咖啡合作的時候，你拿出速溶咖啡給別人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