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到一起喝咖啡》的文章，曾在許多年輕人中引起共鳴。文章字裏行間浸潤着沒喝咖啡前暗無天日的委屈和無奈，也放大着喝到咖啡後揚眉吐氣的積怨和得意。

說句實話，在生存競爭異常激烈的當下，曾經自命爲“天之驕子”的許多本科生或研究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找工作時已毫無優越感，不要說找好工作，甚至連餬口的活都找不到。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是活多錢少，未來也沒有保障!“搶飯碗搶不過民工”，成了一代學子的傷感。

現實當真有那麼殘酷和沉重?陽春三月，于丹講述她的第一份工作，爲人們破解的卻是另一番生活真義——

1989年研究生畢業後，于丹被分配到文化部一個下屬單位工作，且專業非常對口，這當然不錯。但當時有一個規定：新職員必須到基層去經受鍛鍊。於是，于丹和幾個同齡人來到了一個叫柳村的地方，來到了單位設在那兒的印刷廠裏。而且，這一來，誰都不知道要鍛鍊到何年何月。

柳村是一個只認力氣不認臉面的地方，“平等”到讓你無可奈何。它不管你是研究生還是初中生，腰粗還是手嫩，上班都要掄紙、上油墨，下班都要撿紙屑，抹油污。在這兒，于丹只要使力，無須用腦，書本里的頭頭是道，全都成了“浮雲”。

于丹天生嬌小，拖不動粗大的拖把，只得拿一塊破抹布，跪在地上，一點點地擦滿地的油污。流汗不算什麼，流血的事，于丹也不能躲。當時印刷廠最爲難人的是“闖活”：一大摞白紙，“譁”一下，豎起;“譁”一下，平放，起落間，紙是齊平了，但女孩細嫩的雙手上，早已傷痕無數。最可憐的是于丹的對面女孩，十個彈鋼琴的細長的纖指，摸了十幾年的黑白鍵，那些年卻都和于丹一樣，每天被刀口一樣的紙劃得血肉模糊!

日子單調而重複，無聊且無望。但有一天，廠長扔給車間主任一本厚厚的書稿，說：“校對一下，要急，五倍的報酬。”車間主任一看，說：“啊?這麼難的醫學古文我們哪校得出?不校。”于丹把主任拋下的書稿拿過來，說：“讓我們試試，看能不能校出來?”然後，研究先秦文學的她邀上一個北大先秦碩士畢業的男孩和另一個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的女孩，三個人在堆滿了紙的小閣樓上，把那本醫學古文書給校了出來。

于丹這撥年輕人的境況從此有了好轉，廠裏開始對他們刮目相看。尤其是于丹，這期間，她和幾個同學合寫了一部《東方閒情》，她寫的那一章叫《紅曲書上》，論述崑曲。因爲苦肉之役少有抱怨，她心思寧靜地把業餘精力放在了看書上。她在那兒呆了兩年多，便又考取了博士。

如今，于丹在《百家講壇》上一講成名，她的文學造詣可謂家喻戶曉。但她說：“柳村的那段時光讓我的人生豐滿。人的一生裏，喫苦算不了什麼，工資低更不是什麼大事。我甚至想，年輕時，每一個人都要到自己的柳村，這樣，人生纔會有積累，纔不會有缺陷。”

與于丹當時的別無選擇相比，這個時代的選擇似乎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而選擇喝咖啡還是選擇去柳村，則成了一種職場智謀和人生策略，我的體會是，不戀咖啡，去柳村。因爲，去過柳村的人喝咖啡時會更覺香濃;更因爲，身處逆境的年輕人如果老想着要和別人一樣喝咖啡，甚至因此而誇大人生的痛苦，只會攪亂心緒，誤傷青春好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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