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中世紀神聖王權的理論最早在英國開始崩壞，光榮革命之後，政府的基礎已經從作爲上帝在塵世間代理人國王那兒轉移到依靠“社會契約”而彼此聯繫在一起的人民的手上。

經歷這一巨大的歷史轉折後，可以說，近現代民主社會的信條“民意即天意”遂得以形成。人民通過議會發出聲音，成爲法律，它是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的體現。因此，從法律與政制的角度而言，法律是公共輿論的體現，或者如盧梭所言，法律是公意的體現。然而，另一方面從社會的角度而言，公共輿論必定只是社會中各種意見、輿論(opinions)的一種綜合與昇華。可以說，公共輿論體現了一個時代總體的思想潮流。

□戴鵬飛(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公共輿論的力量》譯者)

輿論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

英國輿論在17世紀的兩大革命時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在此之前，輿論與思想的發展都受到教會尤其是英國教會嚴格的鉗制。17世紀四十年代，隨着王權的暫時垮臺以及內戰的爆發，政府與教會對言論的管控形如虛設，英國出現了大量的小冊子，分別爲國王以及議會的政治主張辯解。而民衆對這些公共事件信息的渴求同時催生了最早的新聞報紙——新聞書(newsbook)的出現。與此前類似的圖書不同的是，新聞書專注於國內正在發生的政治事件，而之前的類似圖書只允許刊載國外的奇聞逸事。在議會同國王激烈鬥爭的同時，一場新聞與輿論大戰也在展開。暴躁的革命氣氛使得各種形式的印刷品如同潮水一般湧現出來，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紛紛發表建議和政策，勾畫各自的改革方案。而每個建議與方案又引來不可計數的諷刺詩和評論文章。新聞輿論在這場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決定了從此以後，輿論不再只是政府官方的宣傳工具。民衆的利益與人民的權利成爲輿論各方爭論的焦點。

此後，克倫威爾共和時期以及王室復辟後，共和國與王室、議會都試圖控制新聞輿論的發展，但都未能成功。1695年，議會否決了《出版法》，從此以後，出版審查制度在英國再也不曾恢復過。這可謂是言論自由的起點。此後，政府對輿論出版的管控更多地只能通過印花稅進行。在英國開印花稅之先河的是安妮女王時代的大臣羅伯特·哈雷。通過印花稅，一方面可以擴充政府的收入，同時，印花稅的實施大幅地提高了報紙的售價，使報紙少有人問津。運用印花稅控制輿論最成功的當屬小皮特。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威廉·皮特正是運用提高印花稅這一辦法，成功地遏制了革命思想在英國的傳播。不過，在此之前印花稅也推動了美洲殖民地的獨立。

由此可見，英國出版輿論的發展與繁榮是和民權意識的逐漸覺醒密不可分的。正是由於有更多的人開始對自身的權利感興趣，更加關心重大的政治事件，輿論才從草根中發展起來。新聞輿論所關心的事物都關係着全國民衆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它不再像古代學術一樣，只是供少數有閒階層賞玩的玩物。與此同時，在英國，輿論的發展又同另一項事物聯繫在一起。這就是咖啡與咖啡館。

孕育公共輿論的咖啡館

咖啡最早是土耳其人飲用的一種飲料，17世紀中後期，咖啡與咖啡館在英國迅速流行起來。咖啡不會令人酩酊大醉，反而能夠令人愈發清醒，更加集中注意力於所談論話題與事務。因此，這種來自東方的飲料受到追捧，尤其受到共和派人士的追捧。在咖啡館裏，各色人等，貴族紳士、手工藝人、地主不分主次地混雜其中，在這裏，身份、財富、權力等等各種等級制度都被消除了。咖啡館是一個薈萃着平等主義與共和精神之所在。

正是在這種平等與共和精神的孕育下，民衆對新聞、輿論的渴望得到了激勵與放大。人們在咖啡館中傳播、交流、辯論各種消息、觀點。咖啡館成爲當時新聞、輿論傳播的中心。國王爲了鉗制思想與言論的自由，時常限制咖啡館的經營或吊銷咖啡館的執照。而保護咖啡館也就是保護言論自由。在17世紀，咖啡館成爲普通民衆談論公共事務的主要場所。“通過這類討論和爭辯，一個新的概念出現了，即有關政府事務的非官方觀點，普通民衆有興趣來評價自己是如何被管理的。”這便是“公共輿論”這個現代概念的起源。史家麥考雷因此也在《英格蘭史》中給予咖啡館特別的地位，稱之爲“重要的政治機構”，“是倫敦公共輿論得以表達的主要渠道”。咖啡這種來自東方的新鮮事物幫助了英國輿論的發展，帶動了民主共和思想在英國的傳播。

在英國，如果說法律是議會立法的產物，是公共輿論的體現，那麼17、18世紀英國的咖啡館無疑就是一個微縮的議會，民衆的各種意見、觀點事先都在咖啡館中經過懷疑、辯論，之後才被議員們放在議會中進行正式而嚴肅的辯論。議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全國性的咖啡館，人們在其中談論生意，也談論政治。咖啡館，作爲在野之議會，將輿論與公共輿論、法律聯繫在一起。議會(以及法律)不再像曾經的國王一樣具有神聖的起源，它和那個時代的咖啡館一樣，都只是人民意見之表達以及匯聚的場所。

戴雪關於公共輿論的思考

戴雪的這部力作《19世紀英國的法律與公共輿論》(中譯名《公共輿論的力量》，以下簡稱《法律與輿論》)即反映了18、19世紀英國法律的變遷與英國公共輿論之間的密切聯繫。早在20世紀初，戴雪的經典著作《英憲精義》就已經由雷賓南先生譯成中文出版。

《19世紀英國的法律與公共輿論》一書收集了作者的十二次講座。前三講一般性地論述了英國法律與公共輿論之間的關係。第四至第九講分別論述英國從1800年至1900年間英國三種主導的輿論潮流對英國立法的影響，分別是舊託利主義、邊沁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全書最後三講分別論述了輿論的逆流與支流對立法的影響、法官造法對英國立法的影響以及立法公共輿論與一般的輿論思潮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邊沁自由主義灰燼之上興起的是社會主義、歷史主義與民族主義。

戴雪的思想深受埃德蒙·柏克自由帝國觀念的影響。在英屬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國議會導致的憲政危機中，柏克認爲，維繫帝國的是不列顛帝國的議會主權，但議會的權力並非無所不能的。議會主權的行使必須遵從被統治者的公共輿論。“公共輿論是立法之無限權威的載體與器官。沒有公共輿論，則所謂的‘立法的無限權威’，就只是紙尾之談，讓人聽着舒坦而已，絕不能治民理事……立法權的真目的，只是順應——而不是——強迫公共輿論罷了：即對公衆的意見予以指導、賦予它法律的外衣和特有的許可。”正是英國議會飽含的這種自由精神幫助英國人取得了帝國，並且，帝國的維繫也必須依靠自由憲政的精神。正如柏克所言，英國“憲政的精神，涵濡了這廣大的人羣，進而滲透、餵養、統一、鼓舞了帝國的每一部分、甚至其最小的成員，並使它們生氣勃勃”。

戴雪爲我們帶來的《19世紀英國的法律與公共輿論》不僅是瞭解19世紀英國的法律與公共輿論之間密切關係的重要途徑，同時也爲讀者窺探憲政自由與帝國統治之間隱祕的內在張力提供了絕好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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