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初的柏林，人們也仿照維也納的模式，在威廉紀念教堂區設立了文學咖啡館。19世紀80年代，“小黑豬”咖啡館就已經成爲藝術家和作家們喜愛的聚會場所之一。1889年，人們就是在這裏認識蒙克和斯特林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些年中，作家和藝術家最常去的柏林咖啡館是“羅馬咖啡館”和“西方咖啡館”，後者被人謔稱爲“大幻想家”，因爲那裏面的人埋頭於沒完沒了的哲學和藝術辯論。

當時各大文學藝術咖啡館與報刊業的發展之間存在密切關係，這在中歐的一些咖啡館的例子中也許體現得最明顯。在維也納、布達佩斯和布拉格，很快就確立了讓讀者去挑選通常數量很大的日報（或週報）的習慣，人們不僅可以選擇地方性的日報和國家大報，而且經常可以挑選真正的、典型的歐洲國際性報刊。這一習慣至今仍保留在維也納市中心的某些咖啡館裏，即使在今天，格倫施泰爾、赫倫霍夫和中央咖啡館的顧客也肯定不見得比它們19世紀90年代的顧客能期待更多。很多文學作品讓人聯想起這些咖啡館

作爲典型的現代交際、娛樂空間，在歐洲各個首都和其他大都市，大型中心咖啡館數年之內就成爲城市新生活方式的標誌，同時它也表現出與社會關係和私人生活之變遷相關的各種危機的症狀。在當時，咖啡館日益明顯地取代上流社會或市民階層的沙龍，後者從17世紀中葉以來一直是文化和藝術聚會的主要場所。沙龍是與某位個人（貴婦、政界或文壇的重要人物）或家族聯繫在一起的空間，基本是私人性的，這種性質表現在其特殊形態上，即它的運作須遵循必須的禮儀。即使是能夠進入沙龍的人也有被排除的危險，而且被排除的原因有時是微不足道的：在我們關注的這一時期，小說家馬賽爾·普魯斯特曾對“沙龍文化”的持久性作了相當廣泛的說明，無疑他也提供了有關沙龍機制的最精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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