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用快餐”，是指去餐廳喫飯的顧客提前買下一兩份快餐，寄存在店裏，供其他有需要的人使用。這項由普通人自發形成的微小善意活動，最早可追溯到二戰時歐洲的“待用咖啡”。

　　2013年4月，陝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裏在微博上轉發了“待用咖啡”的情況介紹，並號召在中國發起“待餐盒飯”。兩個小時後，高文麒成爲微博上的第一個響應者。

　　如此快速地響應，因爲高文麒對此並不陌生。高文麒今年50歲，出生在臺灣。還是八、九歲的孩子時，他常和母親去家附近的餛飩店喫飯。有一次，一個乞丐經過，向老闆娘要一碗餛飩，看到老闆娘不太樂意，母親出錢買了一碗，並對老闆娘說，“以後如果有‘不方便的人’，你就給他一碗吧，記在我賬上，每個星期我來跟你結賬。”

　　之後，高文麒有時替母親去結賬，一碗餛飩10元臺幣，老闆娘只按7折(成本價)收錢。

　　待用快餐在中國內地行得通嗎?高文麒並沒有把握。然而他剋制不住想要試一試的慾望。“我就是來看看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滷肉飯套餐的正常售價是16元，但是，“不能把商家的利潤也計算在內”，高文麒簡單計算過成本，認購價被定爲10元。2013年4月13日中午，高文麒在店門口掛出了小黑板，寫上：“本店提供免費待用快餐，請入內取餐”。

　　很快就有了認購者，但前幾位多是媒體記者。記者們關心的問題與高文麒不同：誰來監督?

　　高文麒心裏有些受挫：爲什麼一開始就推定，店家只有在監督下才會把這事兒做好?

　　第一位取用者第二天才出現。一位老大爺10點多來到店裏，老人說是看了報紙後特意趕來的。“我就是來看看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取用了一份後，老人離開時要求認購兩份。高文麒本想婉拒，但老人說，“還有比我更需要幫助的人。”

　　待用快餐開始的前幾天，高文麒的小店充滿了這類看了報道來試試的。他們通常取用一份免費餐，之後再認購兩三份。

　　然而，“待用快餐”出名，也帶來了高文麒未曾預料到的後果。

　　各地的朋友都打來電話，“給個銀行賬號，我要認購!”一些大型餐飲企業要求認購1000份至5000份不等。

　　高文麒有些不理解，這只是一份小小的“舉手之勞”式的義舉，爲什麼搞得像是個形象工程?

　　兩三天後，他的思路漸漸清晰。這位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的餐廳老闆，總結出了自己的八字精神：鄰里、尊重、信任、關懷。他只接受來店裏用餐的顧客認購，目的是照顧附近需要幫助的人羣。他還作了認購的上限規定：每人3份。

　　這個規則很難被遵守，有人特意遠道而來，丟下100元、300元就走。高文麒起初非常意外，後來他想到了一個解釋：當下公益界讓人失去信心，慈悲之心沒有出口，於是，他這裏成了一個發泄口。“這麼簡單的事。哪裏需要什麼組織”

　　待用餘數漸漸上升到了200餘個，但取用者卻寥寥無幾。

　　他還記得，一位老人來店裏取用待用快餐時，堅持要向高文麒出示低保證和殘疾證：“我就是要證明我沒騙你!”高文麒心酸得無言以對，“他不相信我真的相信他。”他發現，不論自己如何表達尊重，取用者會不可避免地覺得自己低人一等。

　　時間一久，高文麒發現，取用者少，或許和快餐店所在的小區比較高端有關。於是一位志願者朋友提供了個點子：幫助那些到省城西安來看病的病人和家屬。他們打印了宣傳單，去餐廳附近的醫院宣傳。院方認爲是好事，但都說不好做。一家醫院甚至要求高文麒簽訂責任狀，保證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

　　眼看着官方途徑行不通，志願者們便在醫院門前對病人和家屬口頭講解。有人一臉迷茫聽不懂，有人搖頭不相信，“白喫一頓飯?別是騙我們買藥的。”

　　他最爲不適應的是，這項以個人爲參與主體的微小慈善。正漸漸變成一種組織行爲。很快就推出了待用快餐的標識：一個紅色心形圖案爲主的LOG0，要求參與商家懸掛。